导演王国燊把变装皇后真实故事拍成电影《好孩子》

王国燊 / 导演+编剧+监制 /@BURGER.GS

10月份本地媒体版面几乎被王国燊的电影《好孩子》荣获两项金马奖提名的捷报刷屏。当年他从美国毕业返新后,意外踏入电影圈,从副导演一路成长为全方位发展的电影人。谈及作品再度入围金马,他坦言随着年岁增长,心态也越发平和,如今更能以平常心面对这份荣誉。（诠释变装皇后““李家好”这个角色,许瑞奇觉得难不难？#许瑞奇：我一直想挑战人类情感的极限）

电影最吸引你的地方是?

在有限时间里诉说一个完整的故事。在成长过程中,电影院是个让我逃离烦恼的避风港,走进那个黑暗空间就仿佛与外界隔绝。当观众不多时,那是一场属于我与电影之间的私密对话;而当影院座无虚席,那种与全场观众一起沉浸的感觉,又是另一种奇妙体验。

如今人们越来越习惯待在家中追剧,对我而言总觉少了一份情怀、仪式感和情绪厚度。

电视剧和电影——各自的最大挑战是?

是截然不同的挑战。电视剧给予创作者更多时间去铺陈故事,节奏可以慢慢酝酿,角色的情感和诠释也有足够空间去发酵,让观众细细品味每一个转折与层次。

电影则更像是高度浓缩的叙事艺术——必须在有限时间内,用最精炼、有力的方式讲完一个完整故事。电影的表演也讲求精准和爆发力,每场戏、每个镜头都必须有它存在的意义,每个画面都得直击核心。

在美国主修广播电视和电影那段经历,对你有何启发?

我从小在中文环境中长大,去美国之前英文其实很差。但我给自己设下挑战:既然要“跳”进全英语的环境,就要把语言练好,那时心想——拼了!哈哈。

在当地求学的那几年,对我来说是一场文化洗礼。我第一次意识到,原来叙事的方式可以如此多元。印象特别深刻的是,第一年课堂上导师就开始教我们“批判性思维”——如何清晰、有力地表达观点,不只提出意见,更要能拆解、论证它成立或不成立的理由,让我学会如何在创作中做到“情理之内,意料之外”。

为何特别偏爱喜剧与家庭题材?

可能是因为我个性比较爱开玩笑,喜剧自然成了我的强项;而家庭题材,则多半来自环境的影响。在新加坡,要拍外星人、科幻或武侠等超现实题材的电影,观众往往难以信服。这种地域性的文化背景,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我们说故事的方式。

毕竟本地的电影工业仍在发展阶段,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先专注讲好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。等到创作基础逐渐累积,再去尝试更多元的题材。

身兼编剧与导演,是否能让你更能精准地说故事?

老实说,我其实是个挺懒的人。最想做的其实是编剧,写剧本纯粹因为我喜欢动笔写。但我也希望,有天能遇到一个编剧——我只要提出想法,他就能帮我完成。

不过现在我也学会了妥协——写完剧本后,会尽量把“我是编剧”这件事忘掉,完全投入导演的身份,从“二度创作”的角度重新审视作品。有时在片场看着某一场戏,还是会忍不住吐槽自己:哇,这段怎么会写成这样?这种东西怎么会被通过?

拍摄过程中,若演员对某些台词或剧情提出疑问,我一般不会执着于原有版本。我相信,一部电影若能让更多人愿意投入、共同思考,它就更有机会变得更好。

认为自己是怎样的导演和编剧?

作为编剧,我属于那种会把整体结构安排得很细的人。故事里会埋伏笔、酝酿情绪,每一场戏为何存在、要达到什么效果,我都会在剧本里标注得很清楚,确保团队都能理解其用意。

换成导演身份,我的状态会随着片种而变化。像拍《好孩子》时,因主题较为细腻,我会让自己安静下来,全心投入情感;但若是拍喜剧,就完全不同——我会在片场不断开玩笑,是那个看起来“最不认真”的人,哈哈!

从筹备、拍摄到后制,哪个阶段让你最享受和最具挑战?

最具挑战性的阶段是后期制作。它可谓是“第三度的创作”——你得在拍完的影像中重新建构故事,重新过滤并审视先前的想法:当初的叙事方式是否真的成立?这个过程往往最痛苦。有时为了故事的连贯性,甚至得舍弃那些原本拍得很好却不再适合的片段,同时还要平衡各方意见,如片商对片长的要求。导演在这个阶段必须拿捏得极为精准,在不牺牲品质的前提下,决定该留下与放掉什么。

而我最享受的,其实是整个创作过程。写剧本时,是文字上的独白与表达;拍摄阶段,是团队协作、群力完成作品的过程;到了剪辑,又像重新发现故事——每一次剪接都能带出不同的情绪与节奏。有时一部电影能有十种不同的剪法,每一种都呈现不同的可能性。

《男儿王》及《好孩子》都触及了变装皇后的题材......

不是刻意规划的。《男儿王》的题材是突如其来的——当时制片问我有没有兴趣拍一部限制级电影?我就单纯被这个想法吸引。看完剧本后,觉得故事的戏剧张力很强,但也坦白承认自己对变装皇后文化一无所知,必须有人带我进入那个世界。

也因此认识了阿真——他既是《好孩子》的原型人物,也是我拍《男儿王》时的顾问。某种程度上我就像《男儿王》中李国煌饰演的角色,以“第一次走进变装秀世界”的视角展开全新体验。刚开始完全不知该如何融入,但几次相处后我发现他们并没用特别的眼光看我,只是自然地把我当朋友,这些都是很奇妙的缘分。

认为改编自真人真事的电影要如何拿捏分寸?

认识阿真后,真正打动我的是他面对人生的态度。当时正值疫情期间,他作为变装皇后几乎没有工作来源,生活过得很艰难。然而每次见到他,他从未抱怨,总是以最正面的状态出现。他的母亲患有失智症,自己也过得极不容易,却仍坚持把快乐带给别人。这种反差深深打动了我,也让我意识到——他的故事值得被看见。

电影中有些情节来自真实,有些则为戏剧效果而虚构。我也坦白告诉他,为了剧情张力可能会加入一些虚构的元素,他很大方地接受了。对我来说,《好孩子》的创作核心是透过故事,传达一种态度与力量。

如何看待本地电影产业的发展前景?

我们或许需要从头开始,重新建立新加坡人与电影之间的连结。电影在新加坡人心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?是娱乐、是消费,还是一种文化认同?

若大家只把电影视为商品,那我们可能只能回到既定套路;但若能将它当作一种本土文化的表达,那就仍有发展空间。老实说现在确实是一个灰色时期,不过也因已走到了低点,才更有理由往上爬。一步一脚印从零开始,也未必是件坏事。